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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水维新 大道维和——新沂历史文化源流初探

2013-10-24 10:00  浏览次  作者:jh  来源:原创  我要评论 字号T字体:

沂水维新 大道维和
  ——新沂历史文化源流初探


文·袁 霄

新沂,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马陵山麓,大运河畔,一地文明的碎片。 依据众多的文化遗存与考古发现,沂沭两岸人类繁衍生息的故事,可以完整地上溯到遥远的一万年前。就在千百年过去的今天,古老的遗迹仍然停留在人们的身边,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追溯使人相信,亘古流淌的沂沭水不仅孕育着今天的文明,也曾孕育了昨天的文明,并将继续孕育明天的文明。

  复旦大学陆建松教授曾说:新沂从远古时候就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舞台,这里有花厅遗址,有很多重要的一切,说明人类早期在这里。到了汉代隋唐以后,它对南北大融合,对中华文明的交流融合,包括文化的辐射影响,像苏州杭州一样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公元前3000年前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这个时候起,世界上许多地方相继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而在中国,位于苏北大平原北沿、沂蒙山脉南侧的沂沭河流域也是较早看到文明曙光的重要地区之一。
  1952年,根据新沂中学一位名叫陆亢的学生的偶然发现,南京博物院于当年10月和次年11月在新沂花厅村开始了新中国最早的史前人类遗址考古发掘行动,开启了揭示黄淮地区史前文明演进之迷的历史之门。
  1987年10月和1989年10月,南京博物院又对花厅遗址进行了两次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共发现距今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66座,出土各类陶器、玉器、骨器、石器1494件。研究表明,花厅遗址存在共同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私有制已经产生,阶级分化基本形成,以旱地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取得较高发展。
  在中国古史中,春秋以前的苏北鲁南广大地区一直被认为是蛮夷之地,教化未开,史称“东夷”。花厅遗址的出现,第一次有力地打破了这种说法,揭开了传说中东夷远古瑰丽历史的冰山一角,证明远在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数千年里,勤劳聪慧的黄淮先民们就已经创造出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可思议的璀璨文化。
  在上古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中,东夷是一个以鸟为图腾崇拜的族团。《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在追述自己祖先时说:“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少昊氏源于一个崇尚凤鸟、以鸟名官的古老氏族,它的势力十分发达强盛,后来仅在苏北鲁南一带就建立了近百个小王国。生活在花厅遗址上的远古先民们就是始祖少昊领导下的东夷众多鸟族中的一支。
  在花厅遗址的墓葬中,还存在具有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特征的大量玉器,它们与北方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风格迥异但协调互补,分庭抗礼但和谐共存,考古学家把这种奇怪的现象称之为“文化两合现象”。
  种种迹象表明,在良渚文化大规模涌入之后,花厅人的社会结构有如基因突变一样产生深刻的变革。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私有制已经成熟,原始宗教与原始礼制开始形成,掌握巫术和王权的贵族与平民阶层正式分化。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花厅墓葬的10座大墓中,有8座存在标志奴隶制度起源的人殉人祭现象。而在中国历史中,人殉人祭现象在奴隶制度高度成熟的殷商时代才大量出现。针对这一情况,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一文中断言:“殷商文化的渊源应该到花厅文化里去找。”
  公元前2800年前后,绝世独立的花厅文化达到鼎盛期。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花厅文化神秘衰落,但它已把自己先进制度和文化以神奇的方式传播到邻近中原的地区,并逐步融入到先期抵达中原的东夷玄鸟氏族——商王朝的青铜世界之中,而默默遗留下来的古老遗存却注定要穿越5000年的历史尘埋。

  新沂博物馆副馆长张浩林认为:花厅遗址出土的琮形锥形器相当于巫师作法时通天的神柱,它代表古代先民祈求通天的一种思想,表明沟通天与地、人与神、社会与自然,从而达到天地人神之间最大的和谐。这种“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之义,就是后来中国高度发达的礼乐精神的最初来源。
  花厅文化神秘衰亡之后两百年,中国历史进入原始民主制的最后辉煌时期——尧舜禹时期。在这个历史阶段,与花厅文化一脉相传的礼乐制度开始在沂沭平原上起源,为新沂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在新沂市马陵山东麓、沭河西岸有一个自然村落,叫做土城村。当地故老相传,这里就是东周时期一个子爵诸侯国——钟吾国的都城所在地。
  关于钟吾国,历史典籍的记述仅有只言片语。《春秋左传》记载:鲁昭公二十七年,“吴公子烛庸奔钟吾”;昭公三十年,“吴子执钟吾子”,西晋杜预注曰:“钟吾,小国”。然而,对于对中国古代文明和东夷文化深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来说,这个小国的名称却与礼乐制度起源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钟”,在古代乐器中居八音之首,其声大气磅礴、洪亮悠远。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战国,钟都是宗庙或宫廷举行典礼和宴会时所用的礼乐重器。专家考证,早在石器时代,钟就已经出现。而在远古东夷族的传说中,钟是尧舜时期一位名叫垂的人所创,后来舜将它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承担礼乐教化的重要载体。
  根据古代人以国名、地名、职业名或父祖名为姓氏的习俗,从这个时期起,一批制造、管理和使用钟的工匠、官员、乐师就以钟为姓,逐渐形成钟人这支特殊的氏族。后来,钟人部落日益发展壮大,大约在夏商时期,他们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小方国,位于今天山东省临沂市,称为钟离国。
  到了西周初年,周公旦“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出兵东征,征服了徐、东、熊、盈、攸、丰、奄、蒲姑等东夷诸国。失去生存空间的部分东夷方国被迫南迁到淮河两岸。有学者猜测,钟离国大部分国人远迁到安徽凤阳地区建立国家,仍叫钟离国。而另一部分钟人则停留在土肥水美的花厅故地——马陵山地区,自称“钟吾”。在东夷方言中,“吾”是语尾,属于语气词,没有实指,如徐人自称“徐吾”,徂人自称“徂吾”。“钟吾”,翻译成现代的语言,就是“我们钟人”的意思。
  远古钟人是礼乐制度的创始者之一,也是其不断蓬勃发展的见证者。在定居花厅故地的近千年里,他们继续秉承先辈们所创设礼乐精神与传统,刀耕火种,男耕女织,稳步跨入代表更高文明程度的奴隶制社会。在沂沭河两岸,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出土器物种类繁多,精巧细致,代表着这方文明绵延不绝的强大生命力。
  在古史中,钟人与淮河流域的东夷族大国徐国同属嬴姓,有着共同的祖先和文化血缘。公元前1000年前后,代表东夷文化势力的徐国开始兴盛,到徐偃王时期,割地而朝者36国。徐国的壮大和东夷文化的复兴引起周王朝的恐惧,公元前963年,周穆王命楚国举兵讨伐。徐偃王生性仁义,不忍让百姓遭受战争之苦,便弃国而走,定居在沂河以西的徐山之下。为彻底瓦解东夷势力,周王朝沿用周公旦分而治之的遗策,将徐国划分为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小国。而钟人也大概在此时接受周王朝策封,正式建立子爵钟吾国,定都吾山,疆域包括今天宿豫和新沂的大部分地区。
  此时,在一个相对统一的疆域里,周人已经将中华民族独有的礼乐文化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高峰。在建立和遵守国家秩序的大型乐章中,周王朝希望华夏大地上的每一个接受其统治的邦国与人民都能发出最和谐的乐音。建国后的钟人最终打破了地区文化的分野,把来自中原的先进文化融入到自已的传统文化当中,不断揉合、淬炼,从而形成了与中原主流文化并行不悖、和而不同的新的文化传统。
  在钟人的观念中,仁而好礼是首要之义。礼的本质是强调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长者还是幼童,每个人都要遵守社会为不同层面的人制定的道德规范。但在更广泛的社会范畴里,人与人之间乃是和谐统一、万众一体的关系,要像天地万物自然运行一样,以天心为已心,以天德为已德,努力做到君臣上下莫不和敬,同族老小莫不和顺,父子兄弟莫不和亲。
  西周末年,华夏大地开始进入政治、经济、文化的重新大调整。在这个史家称为“礼坏乐崩”的混乱时期,曾经享有“礼乐之邦”、“君子之国”美誉的钟吾国、徐国等小国却最终也没有抵挡住强权。
  公元前515年四月丙子日,侠客专诸刺死吴王僚,公子光自立为国君,是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吴王阖闾。吴王僚的两个弟弟烛庸和掩余听到消息,分别逃到钟吾国和徐国寻求保护。其后,吴王阖闾以藏匿吴国罪人为借口,命大将孙武、伍子胥兴师伐罪,征讨钟吾国和徐国。面对亡国灭种的巨大压力,钟吾子和徐君章羽十分仁义,他们毅然放走了烛庸和掩余。公元前512年,恼羞成怒的吴人“执钟子”,水淹了徐都城。从此,绵延千年的钟吾古国文明永远地消散在历史的漫漫黄尘之中。
  钟吾国虽然灭亡了,但随着灵动睿智的吴越文化、重礼尚义的齐鲁文化和浪漫剽悍的楚文化等异域文化不断涌入,以传统礼乐文化为根基的新沂本土文化实现了更高层次的飞跃,“包南孕北”、“吐故纳新”、“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特质初步形成。历史似乎为迎接下一个历史大潮的到来,已经精心做好了准备。
  公元前232年,又一位威武不屈、救人危难的热血男儿诞生在钟吾国的故土上。他,就是后来威振天下的西楚霸王——项羽。史志记载,项羽出生于秦代下相城北六十里,即今新沂市马陵山风景区附近。今天,在马陵山东侧的沭河两岸,依然遗留着“相庄”、“龙滩”、“虞姬沟”、“项梁墓”等众多与项羽有关的历史遗迹和美丽传说。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一统四海,钟吾国故地分置下相、司吾两县。其中,司吾县设在钟吾国中心区域,为东海郡38个县级行政单位之一,设有县长、县丞、县尉3人,吏员41人,亭长12人。
  司吾县是小县,其地仅有12亭之多,但其得天独厚的礼乐文化传统使得注重人道、以农为本的思想更易深入民心,老百姓乐于耕作、安于耕作、勤于耕作,从而较大程度地促进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经历漫长的征战、创痛和牺牲的钟吾故地再次走向昌盛。
  公元前9年,司吾县一个叫做北宫宪的县尉押送了一批罪人到当时的边地上谷郡戍边,以防御外族的侵犯。这是司吾县留存于世的唯一有文字记述的历史事件,它有力地说明了曾经与中央王朝对抗数千年的沂沭平原上的东夷族人,经过漫长的交流、吸纳与融合,在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各个方面已经融入了大一统的中央帝国,爱中国与爱家乡一样,都是沂沭人民道德伦理与精神观念的首要选择。

  江南大学姚淦铭教授这样评述:新沂的文化,新沂的文明要把沂水的文化和当代的那种社会,当代的那种历史背景推出一个新字来,达到一个新的文化,从传统而来而出新,从传统而来而创新,从传统而来达到一个鼎新。
  公元2世纪,承平已久的刘汉王朝轰然倒塌,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的新沂地区从此一次次成为历代王朝的边疆要地和鏖战厮杀的战场。从三国两晋的刀光剑影,到宋金元明的割据纷争,沂沭平原所经历的毁灭性战争共有100多次,千年的文明滥觞之地遭到空前的创伤。
  南朝刘宋时期,由于人口大量减少,司吾县废除行政建制,其地并入邻近的宿豫县,司吾作为独立的行政区名称自此在历史版图上消失。
  公元605年至610年,隋炀帝先后调集500余万民工,以洛阳为中心开凿了南贯江淮、北通涿郡的千里大运河。今天被人们称为“中国大运河第一古镇”的窑湾,就这样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视野里。唐宋时期,窑湾已从小小的船埠发展成京杭大运河上的一处水运要津、繁华码头和苏北鲁南地区物品集散中心,呈现出“日过桅帆千杆,夜泊舟船十里”的繁盛景象。到清朝末年,窑湾成为千里大运河上的一个商业重镇,号称苏北“小上海”。全镇聚集有8省会馆,10省商业代办,钱庄、当铺30家,商号作坊360多家,7个国家的外国人在此经商传教。
  进入近代以来,无数沂沭儿女前仆后继不屈抗争,他们洒下的丹心碧血如同沂沭两岸盛开的繁花,点画着历史发展的轨迹。
  臧纡青,窑湾籍武举,近代中国最先觉醒的志士仁人之一。1841年,他辅佐扬威将军奕经赴浙抗英,大大打击了英军侵我中华的嚣张气焰。
  刘业居,刘马庄农民,1853年率领当地农民起义,声援太平天国运动,揭开了沂沭地区反封建运动的序幕。
  陆文椿,窑湾籍举人,1895年参与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力主维新变法。后又先后参加兴中会、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为推翻满清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
  吴品玉,吴品藻,吴希真,王庄镇兴中会会员,1911年他们带领清江协士兵参加辛亥革命,代表全体沂沭人民宣布拥护共和。
  上世纪20年代,一声响亮的汽笛,代表现代生活方式的动力机车第一次驶入沂沭人民的生活。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思想,新的主义,新的理论。在新沂市窑湾镇许楼村东头有3棵百年老柿树。82年前的秋天,以王守宽为代表的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就在这里成立了宿北地区第一个共产党支部。1930年7月,王守宽在古邳暴动中壮烈牺牲。在他的身后,曾在白色恐怖中飘摇的革命火种很快燃成燎原之势。邳东区委、宿北县委、潼阳县委等更为坚强的党的领导机构和基层组织先后建立起来,抗日义勇队、救国先锋队、马陵大队等一支支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革命队伍迅速组建起来,宋耀南、王通吾、夏君彝、王子鲁、晁福祥、徐玉珍……无数个革命先行者竞相涌现出来。
  1946年12月,在马陵山小小的山洞里,陈毅元帅和粟裕大将指挥宿北大战,开启了解放战争战略大进攻的序幕。
  仅仅11个月之后,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淮海战役”又在运河重镇——窑湾镇打响了第一枪。在这场震惊中外的大决战中,沂河畔的堰头村成为后来享誉全国的“十人桥”精神的发源地。
  1949年5月20日,在共和国诞生前夕,由邳县、宿迁、沭阳、东海四县析置而成的新沂市前身——新安县出现在新中国的版图上。1952年9月25日,因与河南省新安县重名,新安县改为新沂县。1990年2月5日,新沂县撤县建市,设立新沂市。
  今天,古老的运河水连接起盛世繁华的梦,清新的马陵山吹拂着美满生活的风,奔腾的陇海线开辟了通往新世纪的路。曾经创造了辉煌而灿烂的花厅文化、钟吾文化、山水文化、运河文化以及革命文化的新沂,正在新一届领航者的带领下,进一步承担起南北对接、建设东陇海线上第三大城市的历史重任,紧随时代进步的节拍,书写着实力之城、魅力之城、活力之城、生态之城、和谐之城的崭新传奇。
(作者单位:新沂市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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