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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将建成新型大国关系

2013-10-31 11:16  浏览次  作者:刘开安  来源:原创  我要评论 字号T字体:

 中美将建成新型大国关系

 

刘开安

 

  在典型的大国关系模式中,很容易看到中国和美国会成为对手。它们各自都有高度的国家凝聚力,都有着宏大的国家抱负,再加上历史的隔阂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对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两国不仅建立了外交关系,还深入发展了这一关系。两国既合作又竞争,既相互依赖又时而对抗,既明里对话又暗中较量。所以,从中美两国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得出两国关系基本形态简单而明确的结论并不容易,找出连结两国关系的某些因素,从而给这种关系打上某种标记,也不会令人信服。对中美关系的性质,至今没有一个大家都能认可的结论就不奇怪了。用美国学者葛来仪的话说,这种关系非常复杂,“无法用一句话或一个字就能概括或定位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笔者认为,21世纪的中美关系,很难用传统的国家关系模式加以解读,它将是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将伴随两国走过一段很长的历史阶段。

漫漫长路上的一个开端

  说中美将建成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并非始自今日。早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就在酝酿和发展之中。而且,从尼克松访华始,就注定中美将建成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确立了中国在法理上的大国地位。中美正式建交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苏联解体,预示着中国作为独立自主的大国将要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在国际舞台上变得越来越自信,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必然性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指出:“关心国家命运却不关注客观条件的人是脱离现实的。”纵观近几十年,特别是中美建交30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国非常理智地看待美国,同样,美国也在观望和期待中比较理智地对待中国的崛起。这种格局并非出自各自的良好愿望和终极目标,而是左右其意愿和行动的各种客观因素。

  从大的方面来说,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迅猛发展,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不断扩大,以及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推动了中美两国相互接近。而与两国直接相关的各种因素,在影响中美关系的定位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两国都是当今世界举重轻重的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使中美关系的历史重心由靠近美国开始向中间移动。即使这种移动非常缓慢,意义却非同小可。

  其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新的世界大国的形成,对世界来说可能是一个危险的过程。20世纪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曾引发两次世界大战。不是说,新的世界大国的出现势必导致对抗和战争,但却会引起老牌霸权国家的疑惧。作为新兴大国也有必要表明自己的战略意图,以消除这种疑惧。双方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谨慎作风,使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成为必然。

  再次,中美两国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取向,这是挡在中美两国之间一堵无形的大墙。如果抱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误解和误判则不可避免。苏美之间曾因此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要避免对抗,则要求双方学会在现有框架下理性相处。

  第四,国家利益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也决定了处理两国关系的方式和结果。很多学者都强调中美两国经济利益的共同点,并紧紧地将两国捆绑在一起。其实,也应当看到两国之间许多重大利益的不同之处,它可能导致两国的分歧和对立,促使美国和其他与中国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国家建立重要的、更为紧密的联系。

  第五,国家战略目标存在巨大差异。笔者认为,决定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国家的战略方向,它决定这个国家对外关系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一是国家的经济利益,它决定一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其他因素皆围绕这两大因素展开搏弈。中美之间战略互信严重不足的状况,正是基于战略目标的差异。这对两国建立更深入的关系影响甚巨。

  第六,中美各自国内的政治搏弈也对两国关系产生一定影响。美国国内始终存在一股强硬的反华势力,国会也不时发出质疑中美关系的负面声音。中国国内涌动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两国之间出现的磨擦和冲突表达不满和强烈反弹的情形也时有发生。

  此外,还有许多并非微不足道的因素,也会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这就导致被视为极其重要的中美关系变得复杂起来,有困难、有曲折、也有许多不确定性,从而决定了中美关系的特殊性。

中美关系的特殊性

  中美关系的特殊性,首先表现在这种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在中美联手对抗苏联的年代,美国需要中国的战略合作,视中国为“非结盟友好国家”。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的战略价值下降,克林顿在1992年的大选中把中国列为“暴政”国家。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美关系逐渐回暖,1997~1998年两国元首互访,克林顿总统提出了中美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主张。然而小布什上台后,立即废除了克林顿的对台“三不”政策,把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者”。“9·11”之后,美国需要中国支持反恐,小布什不再提“战略竞争者”,而把中美关系定性为“坦诚、建设性与合作“的关系。又经过几年的观察与思考,2005年9月,由时任副国务卿的佐利克提出要中国充当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新概念。这隐含了美国承认中国的强国地位,表明中国在中美关系中份量加重。

  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美,和布什总统主要谈合作。他们在公开场合36次提到”合作“这个词。布什认为中国是世界舞台上一个重量级国家,中美关系极为重要,并且认为两国在建立坦诚合作关系上取得了进展。

     时间到了2009年,在伦敦G20峰会期间,胡锦涛主席与刚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双方同意在多个领域合作,并将两国关系描述为“积极的、合作的和全面的”关系。

  上述两国关系发展呈现出的曲线,让我们既看到了良性互动的一面——在美国需要中国时,两国关系的发展是顺利的;同时,也有曲折起伏的一面——当美国对中国的疑虑加深时,两国关系则出现困难和停滞的局面。此外,中美关系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在合作中展开竞争。合作的真正原因是基于各自利益的诉求和对对方可能提供的支持和帮助的期待。从某种意义上说,合作是为了更好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竞争,合作是手段,竞争才是本质。这种竞争有时十分激烈、就像两条跑道上并肩赛跑的选手,互为对手,决出最后的胜者。

  (二)在相互依存中互相牵制。中美在经济上互利互补、相互依存,已是不争的现实。但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中国政治上的猜忌和军事上的疑虑始终无法消除。遏制或牵制中国,就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另一面。在世界各地与中国争夺资源,在东亚强化日美同盟制衡中国,在南亚拉拢印度抗衡中国,在第二岛链布置军力围堵中国,出售武器给台湾,阻碍中国的统一大业。中国周边环境暗涛汹涌、烽烟四起的背后总能看到美国的影子。中国当然不能束手无策,在积极应对美国遏制的同时,也要采取适当的反制措施,加快综合国力的发展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

  (三)在增进互信中保持戒备。在中美关系中,双方都强调要增进战略互信,这恰恰表明互信不足。美国总认为“中国崛起是对美国的主要挑战。”中国则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总怀有深层次的担忧和敌意。美国的政治家曾闪烁其词地提出“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将会如何运用其影响力”的担心。而美国的学者比政治家更愿意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哈佛大学教授阿利斯泰尔·莱恩·约翰斯顿在分析中国的战略文化时说:“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就是弱小的国家会迁就比自己强大的竞争对手,以便赢得时间、积累财富,并制定可以最终打败更强大敌人的政治和军事战略。”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说得更直接:“中国是个更难对付的对手,因为它懂得与现代化妥协,让现代化为己所用,懂得提高竞争力,懂得成长壮大……”。意思很明显,中国在韬光养晦,卧薪尝胆,积聚实力,且包藏“祸心”,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向西方发出挑战。中国一再宣称自己的和平崛起,以及低调行事的风格,不仅主观上有减少国际误解的良苦用心,客观上也产生了防止和减轻变化中的世界格局剧烈震荡的效果。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对可能出现的对抗所抱持的戒备心理。

  (四)在同舟共济中貌合神离。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同舟共济”成为中美相互关系的新概念。且不说“同舟共济”要走的只是眼前一段艰难的道路,即便在“同舟”中,恐怕也并非相安无事。中美两国的战略方向不同,可以“同舟”,却很难“同心”。美国那些旨在遏制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和损害中国利益的贸易保护政策,让我们不得不怀疑它的所谓“同舟共济”在更大程度上还是为了一己之私。难怪国际上早就有人发出“中美‘同舟共济’能走多远”的疑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则指出:“一旦世界经济得以稳定,我们渡过了金融危机最艰难的阶段,这些矛盾就会重新浮出水面。”

  上述看似奇怪的逻辑,恰恰是中美关系的真实写照。但揭示矛盾和问题,并非是对中美关系前景的悲观预测,更不是要喊停中美关系,而是对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寻找一个基于现实的基础。

中美新型关系的基本形态和内涵

  国际上对中美关系的性质有种种不同的描述。如“复杂的相互依赖型”,“合作与对抗型”,“战略对抗、战术合作型”,“互补竞争型”,“协商共赢型”,当然还有不同时期两国领导人所作的各种表述。但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很难认定某种说法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它是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深刻的内涵,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合作而不结盟。尽管中美关系的前景仍有很多不确定性。但两国的广泛合作却是事实,双方都从合作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中美合作有继续下去的理由,而且,合作将是两国关系的主调,未来两国将会有一个更富于成果、更理性的合作关系。美国的政治家和学者最近提出的“中美国”或“G2集团”的设想,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同样反映了美国与中国继续合作的愿意和期待。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追求合作而不是单打独斗,体现的是一国外交的成熟与自信,也是领导人具有远见卓识的明智选择。单边主义的逞能做法,往往埋下失败的祸根。

  但中国不会与美国结成“G2式”的同盟,理由如下。首先,所谓“G2集团”是个排他性的设想,解决世界上的难题,单靠一两个大国不行,应有更多的当事者与参与者。其次,“G2”设想反映了美国以实力解决世界性问题的习惯思维,中国坚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不会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干涉别国事务。再次,对一些所谓“不听话”的国家,美国动辄以制裁、封锁,甚至军事入侵逼其就范。中国若与美国结盟,或成为其“帮凶”,否则,反目成仇,不如当初不结盟。再次,美国经常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渗透到别国内部,扶植反对派,制造所谓“颜色革命”,甚至对中国也动过这种念头,与其结盟,岂不成了与狼共舞!再次,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与美结盟,共管全球事务,不仅实力不够,也显得中国不自量力。再说,中国可能因此失去许多朋友,从而无法保护自己的根本利益。最后, 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也决定中国不会与美国结盟,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中国有自己的独特方式和从长计议的耐心,与美国结盟,有可能被拖入违背自己理念和传统的悖谬之中。温家宝总理非常理性地告诉世界:“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

  第二,竞争而不对抗,为了和平发展,中国已经摒弃了冷战思维,却未放弃积极进取的竞争思想。笔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随着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国家间角逐的方式也在变化,影响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各种因素交叉互动,战略指导更加复杂。一个笼统的思想原则,一套基于正确前提实施的方针政策,并不意味着它会顺利和成功,也不一定能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和支持。这就要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并以此证明坚持原则的彻底性。但竞争并不意味着对抗。中美在合作基础上的竞争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因为竞争是国家发展的一种动力。不错,国家利益是刚性的,但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的方式却不一定都是刚性的。合作不排除竞争,竞争也不妨碍合作。中美在合作基础上的竞争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形式和重要特点。美国也主张与中国建立全面合作关系,但美国不会放弃与中国的竞争,包括在暗中进行的遏制行为。其实,美国也不必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感到不安,美国不也希望通过竞争永远保持对中国的优势地位吗。坚持各自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本身就是竞争。新型大国关系要求双方求同存异,“存异”的部分,可能就是各展其长、相互竞争的部分,也是相互包容、避免对抗的缓冲地带。合作中的竞争,是一种智慧、一种自信、一种深谋远虑。这是喜欢说大话、出风头的人无法做到的。笔者认为,美国也不是一个鼠目寸光的国家。因而,中美既合作又竞争的格局将伴随两国关系发展的长过程。

  第三、相互牵制而不挑战对方底线。中美之间的分岐和矛盾有时可能激化,甚至引起冲突。这是中美关系十分突出的另一面。但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又十分紧密,合则两利、斗则两伤,正如美国学者芮效俭所说的那样:“事实证明,中美两个经济体联系十分紧密,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实行经济惩罚时,都无法使自己免受痛苦”。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在谈论中美关系时说,三十年来“中美关系一直以来总是好好坏坏”。坏的时候是矛盾激化、冲突加剧时,好的时候是矛盾缓和、冲突化解时。原因则在于面对矛盾、冲突,双方都不会任凭事态扩大,更不敢火上浇油,而是表现出克制,并就双边关系发展显示出积极、主动、灵活的姿态,甚至释出更多的善意。这在两国关系不断加深的过程中令人印象深刻。根子就在于它们都知道对方的核心利益之所在,底线是不可挑战的!否则,损害的将是双方志在必得的更大利益。有人说,中国在这方面更为委曲求全,其实,这些人并不了解两国关系的实质,还不如某些国外政论家看得清楚。沙特阿拉伯的《杂志》周刊早在2008年初就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明白,中美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因而它在同中国打交道方面尽量小心谨慎。它知道,中国对待美国取决于美国怎样对待中国。”中美两国相互依赖、互有所求,并非只有中国小心翼翼不去挑战美国的底线,美国也在小心谨慎不去挑战中国的底线。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部主任兰普顿说:“中美两国既没有意愿成为敌人,也不能承受这一后果。凭借两国领导人的智慧,双方将能避免出现这一后果。”这是成熟的中美关系又一个鲜明的特征。

  第四,对话机制成为中美关系可持续的保证。对话可以消除两国关系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用对话确保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是一种别无选择的做法。日本有学者认为,中美表面上要建立合作共赢体制,“其实在水面下进行相互试探和政治搏弈。”如果没有对话,中美两国总有一天会由暗中较量变成公开对抗。通过对话,把暗中的较劲拿到桌面上协商,把水面下的搏弈变成阳光下的竞争,既能消除误解,又能促进合作,可能出现的冲突,或可化解于无形之中。

  对话是两国关系紧张时相互妥协的平台。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美国和中国都有一个有关我们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的设想。在很多方面双方的设想十分相似。”笔者认为,需要补充的是,有的设想,可能出自一厢情愿而为对方所难以接受。相似的方面要交流,不同的方面要沟通。如果缺乏对话,相似的方面很可能被不同的期待所掩盖,因而造成误解和误判。两国关系模式不仅难以稳定,相反,随着经济依赖性的增大,彼此的政治不信任非但不会消除,反而会更强烈。如果再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僵持下去,才是最可怕的。保尔森先生是主张对话的,他多次衔有战略经济对话的使命到中国,用理智战胜冲动,用妥协换取双赢。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大搞单边主义的同时,却紧紧抓住中美关系这条线,通过对话破除了两国之间的不少障碍,实现了双边关系的持续发展。从以往的实践来看,在两国关系出现困难时,还没有发生过谈不拢就崩的情形。可以肯定地说,对话可以起到预防和制止单方面采取损害双边关系行为的作用。因为对话在发挥监督和制约作用的同时,还用妥协和让步体现着尊重他国尊严和利益诉求的包容和谅解。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新任驻华大使洪博培的提名仪式上说:“改善对华关系需要开诚布公地讨论那些我们双方并不总能达成一致的问题。”这表明新总统对通过对话促进双边关系同样有着巨大的期待。

  对话所体现的平等精神是新型大国关系可持续的保证。协商对话,平等相待是国家关系的基本精神。可是,在冷战以来的大半个世纪里,美国几乎从未与任何国家平等相待过,也从未与任何国家建立过对话机制。即便是关系最铁的盟友英国,也只是“夫唱妇随”。美国也从不讳言,它没有长期的盟友,只有长期的利益,以及解决各种国内问题所需的临时伙伴。冷战结束20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主要大国并未改变当初的主要战略目标,但今天的世界己非昔比,要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各国都要准备改变自己某些不合时宜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美国新任财长盖特纳20095月访华前夕坦言:“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美中两国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希望美中培育新型关系。”媒体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通向21世纪的持续繁荣之路将与20世纪有所不同,这条路将建立在中国和美国经济体制融合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

  中美两国非常罕见地将一系列对立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式融汇在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重要的关系框架之内,要操作这种关系是有很大难度的。但经济上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联系,迫使两国不得不确立新的平等的对话模式,以便在尊重双方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的前提下解决彼此关心的共同问题,讨论那些影响关系健康发展的深层次分岐。这就是2006年以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战略与经济对话”连番登场的深刻背景。如果说中美合作关系“知易行难”,有了这样的对话机制,在坦诚相待的平等气氛中,互相容忍,互作让步,深化战略互信,合作的可持续性将得到保证。即便在某些利益冲突上的对抗,也可以在对话框架内,通过坦率的批评与自省,减少或消除对抗的威胁性。

结束语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出现,为将来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共存,提供了一个长期合作与竞争、比较与鉴别、发展与创新的范例,它们有可能在互利互惠中取长补短,也有可能在竞争和比较中此长彼消,从而创造出有利于人类发展与进步的更大空间和条件。

  保罗·肯尼迪在他的名著《大国的兴衰》中说,差不多80年一个周期,新兴大国就会崛起,从而取代老的帝国成为世界霸主。世界近代史也表明:差不多100年左右,地缘政治就会发生一次翻天覆地的巨变,旧的世界秩序被颠覆,新的世界格局逐渐成形。可历史同时也警示我们:每次巨变都伴随着战争,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目前世界正处在这一进程中。难道人类非得重复同样的悲剧吗?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践,反映了人类在推进新的历史进程中趋利避害的智慧与远见。让历史在人类的精心呵护下,像自然界的进化过程一样,静悄悄地发生变革,从而给人类社会带来持久的和平与进步。

 

 

 

200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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